这不仅对银行客户来说是一个好消息，也将给金融机构及从业者带来一定程度的“减负”。
▲资料图：用户正在存取款。图/IC photo
文| 羽木
据界面新闻报道，2026年1月起，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将开始施行。其中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发布的《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》，自2026年1月1日起，“个人存取现金超5万元需登记资金来源”的规定取消。
这意味着，取款时银行不再一刀切地询问所有人，而是根据风险状况来决定是否要“多问几句”。出现较高洗钱风险时，银行“强化调查”，了解资金来源和用途。对于低风险情形，则采取简化措施。
过去几年，在银行存取款达到一定额度，即可能被要求登记，并被工作人员询问资金来源、用途等信息，想必很多人都经历过。这一做法的一个现实背景是，为了防范电信诈骗等金融犯罪，是金融领域配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重要举措之一。
展开剩余66%客观说，在电信诈骗风险高发的现实背景下，该做法起到了风险防范关口前移的作用。但与此同时，它的合理性一直伴随着争议。
一方面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存取款自由，不仅可能徒增不便和不适，也带来个人隐私泄露的新风险；另一方面，还加大了银行工作人员的业务负担，既耗费更多的沟通精力，也容易影响工作效率。
更不容忽视的是，它在部分地方还出现了执行上的“层层加码”。如媒体报道，一些地方的银行甚至要求，客户取款达到3万元，就需联系民警到场核实。如此一刀切，且不说显著增加了个人金融业务办理的不便，也明显推高了全社会风险防控的综合成本。因此，舆论对于优化相关规定的呼声一直存在。
随着新规落地，“个人存取现金超5万元需登记资金来源”的做法终于成为历史，这无疑是政策层面的积极回应。相信这不仅对银行客户来说是一个好消息，也将给金融机构及从业者带来一定程度的“减负”。
不过，要指出的是，取消登记规定、不再一刀切询问，并不代表着放松对金融风险的防控。此次政策的优化，主要是围绕“基于风险”的核心原则，要求金融机构根据客户特征和交易活动的性质、风险状况开展客户尽职调查，避免采取与洗钱风险状况明显不匹配的措施，平衡好洗钱风险防控和优化金融服务的关系。
而所谓“基于风险”开展客户尽职调查，既包括金融机构对较低洗钱风险采取简化措施，也包括对涉及较高洗钱风险的情形采取强化尽职调查措施。也就是说，要实现“该严则严、当放则放”，推动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时更加充分、合理地兼顾安全和便利。这一点，其实恰恰体现了治理现代化所追求的“精准”要义。
应该看到，一刀切地要求对存取款超5万元的行为进行登记、询问，本质上是把所有的金融客户当作了潜在风险对象进行防范。这一逻辑，不仅与银行和客户之间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存在内在的冲突，也反映出一种非常粗放、效率存疑的应对思维，与现代化治理要求和技术进步的大背景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脱节。
事实上，从公开报道来看，近年来，不少金融机构都对外称，通过科技赋能提升了反诈能力。不过，在科技赋能的另一面，不少用户所实际遭遇的，依然是合理性和效果均存疑的“人工盘问”。
这种现实反差或提醒，在政策制定上，对于诈骗风险的防控还是要精准评估技术反诈、防诈的实际效能，不能一遇挑战就退回一刀切的旧路。要知道，这种做法看似没有成本，实际上给社会带来的不便，以及引发的抵触、质疑，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隐性的社会成本。
还要指出的是，类似一刀切的反诈逻辑和行为，并不仅存在于金融领域。如就在前不久，还有媒体报道，“多地办电话卡被要求工作证明、无犯罪证明、银行流水”。2026年到了，这类做法，也都该改改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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